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我最早接触毛泽东同志，是在1927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拨正航向，

使红军在长征中摆脱困境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数十万大军，设置层层封锁线，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全歼我军。而我们大搬家式的行军，队伍臃肿累赘，速度缓慢，沿途处处被动挨打。此时，由于毛泽东受到排挤，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李德坚持错误的军事指挥，我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便已折损过半。在这危难的时刻，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定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以甩掉等候在湘西的十几万敌军，摆脱困境。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使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贵州南部的许多县城，于1934年底到达乌江南岸。

1935年1月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军事路线；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从此，毛泽东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仗打得机动灵活，出奇制胜，使敌人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红军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整编部队，

提高战斗力，保护老同志

遵义会议后，红军广大指战员精神为之一振，个个信心坚定。士气高昂。我们这些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人对此体会更加深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取得了歼敌七万多人的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王明路线开始统治党中央，但还没有控制红军领导机关，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继续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战，仍然取得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积极推行王明路线，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不符合当时敌我情况的错误口号，在战略战术方面采取所谓“短促突击”，进行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苦战一年仍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突围长征。在中央苏区，在王明等人散布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论调的影响下，我们不少同志在开始的时候总认为共产国际要比中国共产党的水平高，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洋包子比国内的土包子强。后来，大家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鲜明对比中，逐渐认识到上述看法是一种盲目性。从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深深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和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撤销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红军重新由毛泽东等指挥，这是全党全军企盼已久的事，此讯传来，我们都竭诚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部队的整编，精简不必要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对原来编在军委纵队休养连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别作了安排。一次，毛泽东把陈赓和我找去，对我们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年纪都大了，行军、作战时要很好地照顾和保护他们。林、谢二老已安排到别的单位，中央决定把董、徐二老安排到干部团。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二老保护和照顾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渗透着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干部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董、徐二老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心尽力保护和照顾好他们。

红军干部团是长征出发前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的，陈赓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前，彭德怀、杨尚昆率三军团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土城与敌四川王牌军遭遇，后期命我干部团参战，统归三军团指挥。这是一场恶仗，我团伤亡百余人，令人十分痛惜。我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是从部队择优选调的，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出敌不意，

指挥全军巧渡金沙江

我红军三渡赤水后，敌人向川南集中，企图堵截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出敌不意，突然改变了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当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时常同干部团一起行动。毛泽东宏图大略，胸有成竹，任它风尘仆仆，阴雨绵绵，甚或风雷滚滚，大雨滂沱，他总是那样稳健，那样从容不迫，真是“胜似闲庭信步”。一天，他骑马在雨中徐徐而行，对陈赓和我讲：现在，我们已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火速抢占金沙江渡口，以便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说着，他对天气表现出忧虑，说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是影响我们渡江哩！

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甩掉敌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后，非常振奋。正如毛泽东预料的，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却布兵不多，显得空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我干部团接到从中路迅速抢占皎平渡并架桥的命令。为加强领导，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伯承同志亲自随我团三营一起行动。三营先遣连机智神速地抢占了皎平渡。接着，为掩护部队渡江，又成功地奔袭了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靠着找到的七条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渡，红军大部分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担任殿后任务的五军团，处境十分艰苦，他们顽强战斗，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也从皎平渡过了江。红军渡江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这时，渡江船只已被我们烧毁，敌人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巧渡金沙江战斗，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迹。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粉碎张国焘的阴谋，

率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6月，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东北，而且直接威胁我华北地区，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毛儿盖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右路，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左路。此时，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大学，随党中央编在右路。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韦国清任代理团长，我任政治委员。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违背他在会议上同意了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坚持让部队再过一次草地往南返。他不仅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对中央和一方面军进行裹胁。毛泽东、周恩来等得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大学连夜出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张国焘得知红军大学北上的消息后，胆大妄为，居然派人传来什么紧急命令，让红军大学立即停止前进。此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大学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扳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了上来，阻止我们前进，气氛异常紧张。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毛泽东从容不迫，以平稳、庄重的语气，耐心地讲解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可南下。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力，而在陕西、甘肃，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可以竖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毛泽东要李特把上述意见转告张国焘。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张国焘要红军大学的学员留下。毛泽东顾全大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和干部回去。此时，毛泽东又让我们立即把红军大学的全体干部和学员集合起来，说他要对大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事实的发展完全为毛泽东所料。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阴谋。

及时纠正错误肃反，

维护和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了解到这里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了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当地党政军的许多领导同志无辜被捕，个别好同志惨遭杀害。他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纠正了错误，挽救了陷入危险局面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亲自接见刘志丹，亲切地安慰他说：你们受委屈了。毛泽东对刘志丹以及以他为领袖的陕北红军寄以完全的信任，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同时，又任命刘志丹为临时组建的北路军的总指挥，统一指挥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陕北骑兵团和红二十八军向北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同我和其他几位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话，再三叮嘱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刘志丹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也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当地干部要尊重和学习外来干部。作为政治委员，我同刘志丹之间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没有丝毫芥蒂。这支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战斗力很强，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不幸的是，刘志丹在红军东征中的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部队回到康城后，我即到总部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英勇栖牲的经过，并报告毛泽东：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虽然人员不断伤亡，减员近半，但部队士气仍很旺盛。刘志丹牺牲后，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如同刘志丹在世时一样听从指挥。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赞刘志丹培育了一支很好的部队。此后，毛泽东派总政治部的同志到二十八军进行考察，了解到部队情绪稳定，士气旺盛，素质确实不错，决定继续保留二十八军建制。

在毛泽东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来源：节选自《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原标题为《历史航船的伟大舵手》。作者宋任穷（1909—2005），中共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